王小波、李顺起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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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初的农民起义。公元993年,王小波青城县(今四川都江堰西)发动起义,提出“均贫富”的主张,从者万余,占青城、彭山。不久,王小波牺牲,李顺继为首领。次年占成都,建大蜀政权,控制四川大部。宋政府派兵镇压,攻陷成都,李顺遇害。余部坚持战斗,至995年失败。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虽然失败了,但它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,四川“旁户”这一名称从此很少出现,博买务也取消了。
中文名
王小波、李顺起义
时 间
公元993年
地 点
青城县(今四川都江堰西)
类 型
起义

起义经过 编辑

中国北宋前期的一次农民起义。北宋初,川峡地区的土地大多被官僚、豪强、寺观霸占。许多农民沦为客户(包括旁户),缴纳重赋,阶级矛盾极为尖锐。宋太宗即位后,川峡天灾频仍,饿殍载道,民不聊生。淳化四年(993),在永康军青城县(今四川都江堰市南)爆发了王小波
王小波、李顺起义作战地图 王小波、李顺起义作战地图
李顺起义。《雷有终墓志》(北宋),记载镇压王小波、李顺起义的事实(陕西合阳出土)。王小波,青城县味江人,于淳化四年二月,发动起义,宣称:“吾疾贫富不均,今为汝均之。”旁户纷纷参加起义,很快攻克青城县。接着,直插彭山,惩杀了贪暴恣横的县令齐元振,众至一万余人。此后,转战于邛州(今四川邛崃)、蜀州(今四川崇州)。十二月,起义军在江原县(今四川崇州东南)与官军激战,王小波的起义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,张玘招架不了,就放起冷箭来。王小波没防备,被冷箭射中了前额。王小波不顾满脸鲜血,继续进攻,终于打败宋军,把凶恶的张玘杀了。起义的队伍进占了江原,但是王小波却因为伤势太重死去。其妻弟李顺被推为领袖。淳化五年(994年)正月,起义军猛攻成都,大败官军,郭载等逃走,卢斌退回梓州。十六日,攻克成都府。起义军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,李顺为大蜀王,年号应运。起义军都刺上“应运雄军”四字。此时,义军已扩充至数十万,分兵攻下四川许多州县,东至巫峡,北抵剑门。宋太宗急令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,统军从剑门入川;又增派雷有终裴庄、尹元等率兵自湖北入夔门 ,进行镇压,并一再下诏招抚,命张咏知成都府,伺机入川。四月,王继恩军破剑州、绵州(今四川绵阳)、阆州、巴州(今四川巴中);东路官军亦进入夔门,攻战于涪江流域。王继恩率军猛攻成都。十多万起义军撄城拒守,展开激战。五月六日,成都失陷,李顺于城破时被杀害(一说李顺撤出成都,辗转到广州,三十年后,在广州遇害)。成都失陷后,起义军仍在各地战斗,余部在大蜀将张余领导下,向川南、川东进军,声势仍然很大。至道二年(995年)二月,义军作战失利,张余被俘牺牲,起义失败。[1] 至道二年五月,李顺余部王鸬鹚在邛蜀山区称邛南王,攻打邛州、蜀州,不久亦告失败。
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虽然失败了,但它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,四川“旁户”这一名称从此很少出现,博买务也取消了。这次起义提出的“均贫富”的口号,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提出的“均平”思想的继续和深化,它反映出广大农民要求土地和贫富均等的强烈愿望,对以后的农民起义具有深远的影响,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,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历史背景 编辑

阶级矛盾

四川号称“天府之国”,但自唐末五代以来,一直为封建割据势力所把持。这里曾建立过前蜀、后蜀等割据政权,这些封建割据势力对人民极尽搜刮掠夺之能事。四川盆地,地处祖国西南部,峻岭环抱,关隘林立.地势险阻。唐末黄巢大起义转战黄河、淮河、长江珠江流域,却没有扫荡到四川,因此这里的豪强大地主一直没有受到大规模农民武装暴力的打击,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尤其尖锐。

赋役深重

当年黄巢起义军逼近长安时,唐僖宗曾率领大批世族官僚逃窜到四川。五代时,唐朝的“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”。直到宋初,这个地区还保留着唐以前那种比较落后的生产关系,土地兼并中原地区更为突出,世族豪强地主疯狂地兼并土地,占有大批“旁户”,供他们进行残酷野蛮的役使和剥削,“川峡豪民多旁户,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,使之为奴隶,家或数十户,凡租调庸敛,悉佃客承之”,“旁户素役属豪民,皆相承数世”。
这种“旁户”即“佃户”,世代被固定在地主的土地上,像奴隶一样被役使,对地主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性。他们除了要向豪族地主交纳地租,还要承担官府的各种沉重的赋税徭役。旁户实际上是地位低下的依附农民。当时这种旁户数目占全区总户70%以上,有的边远地区达到百分之80%到90%。许多世家豪族往往拥有多达数千户以上的旁户。由于旁户所受的剥削较其他地区更加严酷,生活更加穷苦,因此他们要求推翻地主的压迫和统治也就更加强烈。
此外,宋灭后蜀以后,曾纵兵大肆掳掠。也给四川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。宋王朝把后蜀府库里存放的金、银、珠宝、铜币之类的“重货”和绢帛布匹等“轻货”运往京城开封,号称“日进纲”。为此,强征了大量民夫,水陆兼运,化了十几年的时间才运完,这就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。四川成都一带,人多地少,农民“协稼不足以给”多兼营纺织、采茶等副业。

巧取豪夺

北宋政府在这里设立了“博买务”,垄断布帛贸易,禁止个体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;豪强大地主则趁机“释贱贩贵”,投机倒把,敲剥百姓,从中渔利。这就使得越来越贫困的农民不断丧失家业田产,许多小商贩被迫失业,农民的家庭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。北宋政府还把茶叶划入专卖。对茶农低价购茶,高价卖米,使广大茶农纷纷破产,生路断绝。宋太宗淳化四年(993年),四川一带大旱,造成大饥荒。农民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,终于奋起反抗,发动了武装起义。

起义评析 编辑

失败原因

大蜀政权之所以坚持半年就遭到失败,除了其他原因之外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,李顺在军事战略上犯了错误。他集中主力攻打梓、眉2州,同敌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,而没有派重兵去攻打四川的北部门户——剑门,结果不但坐失消灭敌人的良机,而且使宋军顺利越过剑门闯入四川。宋初的中央禁军还是有战斗力的,他们用分兵包围、各个击破的办法消灭了各地义军,最后包围了成都,使成都陷入孤立无援之地,导致了起义军的失败。

起义成果

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,从公元993年青城起义到公元995年张余嘉州被俘殉难。前后持续了2年多,队伍达到几十万人,几乎占领了整个四川。在两年多的岁月里,它把北宋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打得土崩瓦解,震动了朝廷。虽然时间不长,范围不广,怛意义重大,影响深远,是中国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更为明显的标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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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起义猛烈地扫荡了四川地区的世族豪强势力,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。经过这次急风暴雨的冲击,四川地区世族地主或转死于沟壑,或暴骨于郊野,或被镇压,或被驱逐.或成为农民的阶下囚。起义军杀掉大批贪官污吏和世族豪强,使他们在许多城市里的住宅与收藏财产的“地窖”悉被荡平。“害物赎货辈,皆为白刃铄,瓦砾积台榭,荆棘迷城郭”,世族地主的残余势力受到了有力的打击与清除。
作为起义军主力的旁户,在起义中大都挣脱了人身隶属关系的锁链,获得了人身自由。起义被镇压后。他们成为一般佃户或“浮客”。与过去相比,他们虽依然遭受地主的压榨,人身依附关系毕竟松弛多了,社会地位毕竟提高了一些,有较多的时间和自由来独立经营自己的小农经济。蔡艺侬骂杨幂自耕农的数量相应地增加了。特别是一部分旁户和城镇贫民,在起义军实施“均贫富”的过程中。分得一些“财帛”、“车马”、“屋宇”和“粮食”。多少改善了一些生活条件。这些对促进川峡地区生产关系的变化,推动生产力的发展,是有积极作用的。这次起义完成了黄巢起义军在四川没有触及到而遗留的历史任务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它是黄巢大起义的继续与发展。

首创精神

王小波李顺起义第1次明确提出了“均贫富”的战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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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号,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历史新阶段的重要标专。平均主义是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。在唐以前的农民战争中,平均主义思想已露端如赤眉军提出“杀人者死,伤人者偿”的要求,黄巾农民起义要求建立“黄天太平”的理想社会,汉中张鲁权对“太平”的理想进行的一些初步实践,都是平均主义思想在农民战争中的反映,但还不明显,处于朦胧状态。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王仙芝自称“天外平均大将军”。
黄巢自号“冲天太保平均大将军”,要求实行赋役负担上的“平均”,是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一次较明显的表现。这次起义则首次明确提出“均贫富”的口号,更加鲜明具体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思想。这个口号虽然表述得很简单,但正如恩格斯所说:“其实在这许多次大震荡中,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,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”。“均贫富”的口号如此鲜明地被写上农民战争的旗帜,把农民的斗争目标明确地概括为反对经济上的贫富不均,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一大飞跃,表明农民不仅仅要求维持生存,而且明确要求平均财产,反对封建剥削。
这一纲领口号的提出,固然凝结着以往农民革命的经验,表现出王小波个人的卓识高见,但重要的是它植根于宋代的经济条件之中,是一种历史的产物。如前所说,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唐宋,大地主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得到迅速发展,租佃制普遍推行,地主阶级主要采取出租土地、征收地租的方式剥削农民,农民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。随着地主土地私建剥削和租佃关系的发展,土地兼并剧烈展开,封建剥削日益深重,社会财产不均与贫富悬殊的现象就显得更为突出、更加明显、更加表面化。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从不明显发展到明显。“均贫富”的口号,就是宋代经济关系在农民起义中的反映。

现实意义

王小波、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,第1次明确地提出了“均贫富”的口号,这个“均贫富”的口号虽还没有直接触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,但它已经在财产上提出要求,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不平等的封建分配制度。它表明中国古代的农民阶级,在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总目标下,由前期的反对人身奴役,发展到后期的反对财产不均了。这是王小波、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。
北宋初年王小波、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,第一次明确提出了“均贫富”的战斗口号,它标志着中国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,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一次重要的农民起义。
参考资料
  • 1. 杨武能、邱沛篁.《成都大词典》:四川辞书出版社,199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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